大明第一硬骨头之死,株连87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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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年,中国历史上的关键年份。

六月,南京城,乱如麻。方孝孺静坐家中,等待被捕的一刻。

城内布满通缉令,举国正在追捕上榜的29个“奸臣”,排名前五的是:

太常侍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礼部尚书陈迪,文学博士方孝孺,御史大夫练子宁。

方孝孺第一个被捕。准确地说,他是被“靖难之役”的胜利者朱棣派人“请”去的。

3年前,朱棣在北京起兵,以“清君侧”的名义,反对侄子建文帝的削藩政策。发兵前,他的军师姚广孝跪地嘱托,说南京城破之日,方孝孺一定不肯投降,希望不要杀他。

“杀方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姚广孝意味深长地说。

朱棣打下南京城后,方孝孺果然不逃,也不降。

下狱后,朱棣再三请人去劝降,方孝孺终不从。

等到朱棣准备登极时,为了借重方孝孺在天下士人中的名气,便要他起草登位诏书。

方孝孺身穿孝服,大哭上殿,见朱棣。

史书记下了两人的对话。

朱棣:先生请不要悲伤,我不过是效法周公辅佐周成王。方孝孺:那成王现在哪里?朱棣:他(指建文帝朱允炆)自焚,死了。方孝孺:成王不在了,为何不立成王之子为帝?朱棣:国赖长君(意为朱允炆之子年幼,不适合掌国)。方孝孺:为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这是我们的家事,请先生不要过度操心。

说完,命左右上纸笔。

朱棣:登极诏书,非先生起草不可。

方孝孺写了几个字,随即掷笔于地,大哭。且哭且骂:死即死,诏不可草。

朱棣:难道你不怕诛九族?

方孝孺:便诛十族奈我何!

朱棣彻底被激怒,当场命人用刀割裂方孝孺的嘴巴,从脸颊割到耳朵。

野史记载,方孝孺的族人、朋友、门生,一个个在他面前被处死,他都不为所动。

轮到他的弟弟方孝友,他罕见地留下眼泪,弟弟反过来劝他,“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

整整杀了7天,一共杀了873人(一说847人)。

最后才轮到方孝孺本人。他慨然赴死,并写了一首绝命词: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死时,年仅46岁。

这是中国历史上株连最广的一次惨杀。方孝孺,此后成为“骨鲠之士”的代名词,成为明朝最硬的“硬骨头”。

但是,关于他的死,几百年来的争议,才刚刚开始。

方孝孺,1357—1402年,浙江宁海人

2

方孝孺死后,他的硬汉之名,盖过他的学问之名。但事实上,他在世时,学问才是他成名的基础。

他是明初最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之一,年轻时师从“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并成为宋濂最得意的门生。宋濂常把他比喻为“孤凤凰”

朱棣的军师姚广孝称方孝孺为“读书种子”,后世理解为方孝孺只会读书,其实不然。

当时的“读书种子”,所指的精神内核,不仅在于读书、学问一流,更重要的在于学以用世,以道事君,代表儒家的入世追求。所以《明史》说,方孝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

简单说吧,方孝孺是“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坚定践行者。

朱元璋在世时,曾两度召见方孝孺,称赞他为“异才”“壮士”,不过终未用他。老朱公开的说法是,把帝国人才留给子孙去用。

实际上,方孝孺的政治改革理念,与老朱建立的政治体制截然对立。这才是方孝孺在朱元璋统治时期空有文名不见用的根本原因。

朱元璋在位期间,通过一系列专制政策,比如废除丞相、重用内监、实行特务统治等等,极大地扩大了皇权,形成绝对的君主独裁。

任何有碍他构建君主专制政治的人和制度,都被他一一清理干净。

方孝孺的老师宋濂,在明朝开国后,基本已被闲置,后来还因“胡惟庸案”牵连,被贬谪而死。在朱元璋看来,宋濂倡导的仁政治国理念,已经过时了。

方孝孺的政治主张与乃师相近,倡导“仁德治世”。他提出“格君”之说,要把人君规训成道德与智慧并重的圣贤之主。

换句话说,老朱要的是“霸道”,小方讲的是“王道”。政治分歧的结果,是方孝孺坐了十多年冷板凳。

1398年,朱元璋去世时,42岁的方孝孺已在汉中府学教授任上干了6年,心中满是郁闷。他在那年的立春,写诗抒发不得志的惆怅:

万事悠悠白发生,强颜阅尽静中声。 效忠无计归无路,深愧渊明与孔明。

然后,这个想学诸葛亮的中年书生,终于等到了天降大任。

朱元璋画像

3

继任的建文帝朱允炆,召见并起用方孝孺,授为侍讲学士。

官品不高,但位置重要,有大把机会把他的治国理念灌输给新皇帝。

朱允炆但凡读书有疑问,就把方孝孺请来讲解。遇到国事,难以定夺,也会请人去咨询方孝孺。鉴于皇帝的信任和恩遇,方孝孺在建文朝的地位,相当于国师。

君臣二人在治国理念上达成高度一致,朝中几乎所有重要文书,都由方孝孺草拟。某种程度上,方孝孺成了新皇帝的代言人。这是方孝孺觉得可以大展拳脚的基础。

在方孝孺的推动下,朱允炆决心厉行仁政,进行政治革新。

这时候,文人从政的毛病,彻底暴露出来了。政治家从政,一切改革讲究切合实际,而文人从政,最容易掉入理想主义的陷阱。

在进化论出现并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认识的历史,不是线性发展,而是不断倒退。儒家知识分子对于理想世界的期许,不是在未来,而是在过去。具体来说,这个理想世界,就是早期儒家推崇备至的周朝。许多读书人以恢复周制为毕生努力的方向,只是他们没有掌权,无法实践罢了。

当然,脱离了历史发展的政治实践,必败无疑。最早全面恢复周制的新朝皇帝王莽,就是最好的例证。

但是,架不住更多人依然不死心啊。

在朱棣起兵发动“靖难之役”的4年时间里,方孝孺与他的忠实信徒朱允炆,对按照周制改革朝政显示出极大的热情。他们整日在研究如何复古,修建省躬殿,给城门改名字,还计划恢复井田制……

应对如火如荼的军情,从来不是他们的第一要务。

等到朱棣的军队渡过长江,直逼南京,朱允炆才从恢复周制的梦游中醒过来。

史载,“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立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

当时,朱棣孤军从朝廷军队的夹缝中,冲到了南京城下,实际控制的地盘其实很小,大半个中国还在朝廷的号令之下。如果朱允炆弃城而去,实施战略转移,完全可以号令天下军队反攻朱棣,所以臣下纷纷劝他出走,图谋东山再起。

但是,方孝孺竟然劝朱允炆“死社稷”。真是迂腐到家了。

错失最后一次翻盘的机会,朱允炆把自己弄失踪了,已然于事无补。而朱棣直接宣布了这名年轻皇帝的死讯,接过帝国权柄。

可以说,是方孝孺的政治幼稚病,害惨了朱允炆。

朱允炆画像

4

方孝孺被逮捕入狱后,表现出了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气概,拒绝与篡位的燕王朱棣合作,从而招致“诛十族”的血腥杀戮。

后世评论者认为,朱棣的血腥杀戮是方孝孺激烈怼他,激怒了他的结果。说这话的人,实在太不了解朱棣了。

明清之际的大儒黄宗羲说,朱棣“天性刻薄”,而方孝孺是天下士林领袖,只有跟他合作一条路;如果不合作,则“怨毒倒行,无所不至”,肯定会把方孝孺收拾得很惨。方孝孺激不激怒他,都是这个结果。

朱棣是个政治家,政治家的特性是,目的大于手段。朱棣武装夺取皇位后,只能以酷烈的手段来证明他的合法性。这些手段包括在肉体上消灭朱允炆的死忠,在宣传上抹黑建文朝,以及销毁反对派的言论、著作等等。

偏偏方孝孺是个硬骨头。

朱棣对其屠戮十族、焚毁著作,目标就是要消除方孝孺在儒林中的影响,震慑其他士人承认当前的政治事实。

关于方孝孺之死,最早的记载来自《奉天靖难记》,这书是朱棣统治时期,一部对靖难之役作出政治合理性解释的文献。书中把方孝孺丑化成一个贪生怕死、跪地求饶的懦夫:

上(指朱棣)叹曰:“小子无知,乃至此乎?”时有执方孝孺来献。上指烟焰处谓方孝孺曰:“今日使幼君自焚者,皆汝辈所为也!汝死有余辜!”方孝孺稽首祈哀乞怜。遂命收之……丁丑,执奸恶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至阙下。上数其罪,咸伏其辜,磔戮于市。

与此同时,方孝孺及其门生的著述,被打成禁书,一概在焚毁之列。当时有个名叫章朴的官员,家中藏有方孝孺文集,他的同事杨善知道后,马上去检举告密,结果杨善得到升迁,章朴直接被处死。这已经带有文字狱的血腥气息了。

朱棣评论说:“除恶不可不尽,悉毁所著书最是。”

整个永乐朝,谈论方孝孺都是犯禁的,除非按照官方口径,把方孝孺当成乞怜摇尾的“奸臣”进行批判。

直到朱棣死后,明仁宗朱高炽继位,这种政治语境才有所改变。朱高炽多次评论说,方孝孺、齐泰等人“俱是忠臣”。

这之后,士大夫才敢争取为方孝孺平反。

平反的历程很漫长。到1585年,明朝皇帝才首次以官方形式为方孝孺平反,距离方孝孺殉难,已经过去了183年。

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人,提起方孝孺,真实目的都不是为了方孝孺,而是为了因应时下的现实问题。尤其是明末,世乱道衰,内忧外患,士人追忆方孝孺的气节,借以表达对现实政治的不满。

明末官员普遍只会打嘴炮,遇到变局,跑得比谁都快。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后,明朝最后一个状元、张嘴闭嘴“宁死不从贼”的杨廷鉴,看到李自成,跪倒在泥淖中,三呼万岁,然后才敢起身。后来,杨廷鉴与另一名明朝官员争着要给李自成起草登位诏书,两人厮打在一起,把衣服都扯破了。

明末史家计六奇写下了这个场面,想起方孝孺宁诛十族也不为朱棣草拟诏书的历史,评论道,明末士人屈节忘义,节操掉了一地,这是当年朱棣杀戮忠臣的报应啊。

王夫之说,方孝孺死,“读书之种绝于天下”。

天下读书人真的就是只埋首学问,不问是非,但求活命了。时隔200多年,正应了当初姚广孝特意叮嘱朱棣的那句话。

朱棣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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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学问好,人品好,有骨气,这是数百年来公认的事实。他被誉为“程朱复出”“有明之学祖”“当世文章第一人”等等。

这些,是任谁也无法抹杀掉的。哪怕是朱棣,大权在握时,可以组织写作班子丑化、诋毁方孝孺;但是,朱棣死后,历史评价的天平,仍会趋向事实一边。

不过,我们在肯定方孝孺的精神的同时,也应该对历史人物作一番全面的剖析,不能以精神涵盖一切。

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方孝孺的能力、魄力和识见,存在很明显的短板,远不如后世的张居正。

要知道,具有道德洁癖的人,是难以胜任政治改革的。在这方面,张居正的手腕和权谋,虽然被人诟病,但这恰是其得以推动帝国改革的原因。而方孝孺,虽有改革天下的理想,无奈道德癖太重,过于爱惜羽毛,最后就是以误国收场。

后世推崇方孝孺,也仅限于道德、学问层面的肯定。他成了帝国的一个道德模范。

我们向往道德节气,不忍历史上任何一个骨鲠之士的事迹遭到埋没,这是中华民族得以砥砺天地间数千年,而文化一脉相承,不曾中断的底色。正如鲁迅所说,“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但我们也应明白,浮动在这层底色之上,是每个时代应对具体挑战的渲染之色。说到底,历史上的人,无时无刻都在与这层层新染的颜色打交道,这才是真正的日常,解决问题的出口。

我们需要道德模范,也需要能干事的人,需要解决实际问题的人。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道德气节很重要,但是,道德气节不是唯一的标准。尤其是,用人品去议论政治人物,会显得十分幼稚。

权谋不好,但妥协有时候是必须的。正如动嘴的人永远干干净净,动手的人则难免沾染泥巴。

不是只有“死”才能赢得历史的尊重。生,有时候比死更难。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情景:猛士赴死前,嘱咐同伴快走,说“君为其难,我为其易”。

然而,这个社会上的很多人,因为推崇方孝孺式的死法,导致对历史上其他人物的看法,显得十分简单粗暴:面临权力更替,这个人能不能死,能死则英雄,不能死则狗熊。

恕我直言,这就叫头脑简单。

我写过赵孟頫,写他在南宋灭亡时没有像他的族兄一样殉国,而是降了元朝,用生存换取了艺术上的大成。

我写过谭嗣同和梁启超,戊戌政变时梁启超和谭嗣同的诀别,谭嗣同选择了死,但他要求梁启超活下去。一个自愿赴死的人,却对一个艰苦逃生的人,表达了最大的敬意,“去留肝胆两昆仑”

有的人负责死,有的人负责生。只要他们的选择,有利于制度的改善,有利于文化的传承,而且不会对民众造成伤害,无论生死,都值得致敬。

我敬重方孝孺的死。说实话,在那种情况下,他也只有死,才是真正的方孝孺。但我也常常为他的死感到惋惜,600年过去,他所捍卫的正统性,他所维护的老朱家的皇位继承秩序,早已变得毫无价值。

他不惜以873人的性命为代价死守的东西,竟然变得十分可笑。整个血腥事件中,只有死守的精神有意义,而死守的东西全无意义。

我时常在想,要是方孝孺像200年后的布鲁诺一样,死守的是科学真理,而不是皇权正统,那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