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美国国父—约翰温思罗普

约翰·温思罗普是新英格兰清教移民领袖,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首任总督,可以说马萨诸塞殖民地、尤其波士顿是他一手创立起来的。

温思罗普出生于一个富有的清教乡绅家庭,属于非分离主义公理会信徒。非分离主义公理会,是清教独立派中的一个分支,他们主张各个教堂独立自主,由各个教堂的教徒公众管理,反对皇教的统一领导。同时,强调个人信仰自由,尊重个人理解上的差异。一句话就是民主和自由。

1630年春天,温思罗普带领着包括“阿贝拉”号在内的一支船队,一行一千多名英国清教徒踏上了将对人类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荒野探险。

温思罗普到达塞勒姆

在随后10年间,约有8万名英国人出于躲避宗教迫害及经济萧条的原因迁居海外,其实他们的身份都是难民。他们中的大部分都选择北美新大陆,其中有13000人来到马萨诸塞。来到马萨诸塞的移民大部分是清教徒,通常举家甚至整个教区集体迁徙。他们社会秩序井然,目的明确,因此以波士顿为中心,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迅速发展起来。

温思罗普不赞同民主。实际上,在十七世纪,民主是一个贬义词,清教领袖对民主政治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亨利·爱恩斯沃斯曾说:“我们不实行民众政府,我们也不赞成民众政府,因为如果由大众来统治,那谁又是被治者呢?”

话虽如此,但温思罗普和其他清教徒在美洲的种种实际做法,却实实在在地导向了日后美国的民主。

马萨诸塞殖民地组建政府的依据是英王颁布的特许状。特许状赋予马萨诸塞海湾公司“制定、颁布以及设立任何有益、合理之法律、法令、法规及命令、指令和条例之权,唯其不得与英格兰本土法律相抵触;并赐予其全权以确立其政府之方式与仪式以及必要与合宜之行政方式以管理殖民地及其当地居民;如有所需,并授权其命名并设立相关之大小官员,并辨明且设立其职责、权力及其权限”。特许状给予马萨诸塞海湾公司的这种毫无约束的“便宜行事”的权力,是一种很容易被滥用的权力。”但是温思罗普们并没有这样利用其便宜之权。

约翰·温斯罗普

根据特许状,公司的成员即为“自由民”,自由民一年四次召集大普通法庭,法庭为公司和殖民地制定法律;每年一次,法庭选举一位总督、一位副总督和十八位助理负责来年的日常事务;总督或副总督以及起码六位助理必须出席每次大普通法庭会议。也就是说,这七位政府官员完全可以行使殖民地的所有立法和行政权力。而当时的自由民人数是非常少的,只包括温思罗普和大概十二三个其他的公司成员。

所以,如果温思罗普和这些人选择了某种政府形式,只要他们通过的法律与英国的法律不相抵触,他们完全可以在殖民地享有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对温思罗普以及其他像他一样对马萨诸塞的神圣事业深信不疑的人,完全可能“建立一个永久性的贵族政治或是寡头政治,紧紧把持特许状赋予他们的权力,并用它来推行他们认为上帝指派给他们的特殊使命”。同时,他们如果选择这样做,实际上他们将遇到的阻力也会非常小,因为与他们同行的大部分人都是虔诚的清教徒,他们对上帝指派的特殊使命深信不疑,完全可能接受这种寡头政治。

美国马萨诸塞州

但是温思罗普和其他清教领袖并没有屈从于权力的诱惑。实际上,他们甚至没有保留那些特许状明文规定给他们的权力。

1630年10月19日普通法庭召开第一次会议,温思罗普和其他七位公司成员“筹划了一次革命,它将影响马萨诸塞以后的历史”。会议记录显示,“建立政府的方式最好是由自由民选举助理,再由助理从助理中选举一位总督和副总督,助理和总督以及副总督有权制定法律并选择官员来执行法律”。此处“自由民”指的是当时马萨诸塞的普通居民。

所以,殖民地的第一次普通法庭会议实际上向所有殖民地居民开放,会议决定所有的殖民地居民都有公民权。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投票权,实际上,就连很多有产业的人也没有投票权,特许状也没有授予殖民地居民投票权,这完全是一项美洲创举。

1631年5月,116名成年男子宣誓成为自由民,这包括了几乎全部的殖民地成年男性,他们参加了普通法庭的选举。1632年5月,普通法庭又规定总督由全体自由民从助理中选举产生,而不是由助理选举产生。同年,波士顿教会决定一个人不可以同时担任政府职务和教会职务,这就是政教分离。

山巅之城

在税收上,居民抱怨他们在征税问题上没有足够的表决权,于是又决定由每个城镇的自由民选出一到三个代表,在普通法庭上代表他们的利益,并和助理一样享有立法权。

简而言之,温思罗普在波士顿创立的新社会遵循的基本原则有:

一,无等级教会。天主教是等级森严的教会,教皇、红衣主教、主教之间的等级是和欧洲的世俗社会等级一致的。这是十七世纪人类社会的基本生活现实,个人价值都是由其社会出身、地位决定的。但在美洲建立的各个教会之间没有上下级关系,它们都是平等的、各自独立的。

二,政教分离。虽然山巅之城是清教徒的理想,在波士顿和马萨诸塞,教会成员还享有一定的特权,但从一开始,教会和政府就是完全分开的两个机构。温思罗普本人也经常布道,但却从不插手教会事务。

三,民选官员。没有了国王、贵族和官僚,新社会必须发明一种方式来处理公共事务。政治在新大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定义自己:它不是为国王敛财的工具;不以武力威胁国民以保持秩序;也不是大小贵族争权夺利的手段。政治就是处理公共事务。
在新大陆,一开始的公共事务就是如何生存下去,如何分配土地,如何与印第安人做生意,如何决定一头猪的财产权归属问题。殖民地官员每年都要选举,波士顿的成年男性一百多人,职务十多个,十年下来,不少人都有从政的经验。每个职务负责哪些事情,经手哪些银钱,清楚透明。在殖民地,罕有腐败发生,这是制度的结果。

波士顿顷茶事件

四,无代表不纳税。“无代表不纳税”是美国独立革命的著名口号,这是因为从1630年温思罗普的波士顿建立伊始,所有的税金都是经过全民讨论同意才征收的,而且税金的用途也一直是透明、清楚的。对美国人来说,政府征多少税、为什么征收、税金花在什么地方都是政府必须交代清楚的。各个地方代表的主要任务就是监督政府,没有足够的理由,不得征税;已经征收的税金,要得到合理利用。

五,习惯法传统和陪审团制度。虽然维持日常生活秩序的主要还是来自英国的习惯法传统,但清教徒将契约思想逐渐加入其中,形成了具有美洲特色的法治社会。

这是不是民主呢?尽管在1630年较之1789年,美国建立起全套的宪政民主制度,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现代民主制度,显然,温思罗普的波士顿远远够不上民主的标准。

但在1630年,温思罗普的波士顿无疑是当时全球人类文明中最具民主性质制度,同时也不可否认的是—它是美国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

所有这一切,在温思罗普带领的大移民之后150年间慢慢地发生,到1776年美国独立之时,美国精神、美国身份、民主制度、自治传统、法治社会都已经在美洲大陆成为实践多年的传统,美国已经成长为一个“天然的共和国”。

民主也好,自治也罢,都是一种制度,制度会改变人。一种新的制度一旦确立了,对生活在其中的民众会产生塑形的作用:约束他们的行为,塑造他们的精神。一个新民族的产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新制度的建立,新精神的注入毕竟是最关键的一步,更何况温思罗普还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养护其成长。鉴于其对美国及美利坚民族的贡献,称温思罗普为“国父”,实不为过。

那么,温思罗普的这一光辉形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褪色的呢?首先是独立革命战争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新的美国国父,他们的光辉掩盖了温思罗普的光彩。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麦迪逊等等,他们是和美国独立战争和建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以后的人们,每当看到“美国国父”的字样,所产生的联想都是独立革命时期这一代建国之父。

令温思罗普的高大形象蒙尘的另一个因素来自美国文学。十九世纪中期,在美国发生的超验主义文学运动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美国作家,他们几乎都来自新英格兰,但他们对清教传统更多地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其中尤以霍桑的《红字》最为著名,温思罗普作为总督的角色出现在小说《红字》中。这一性格阴沉、严厉的总督形象是霍桑对清教领袖的一种文学思考和创造,但是,从此以后的美国读者,难免对清教徒形象产生了一种负面联想,对温思罗普本人也很难再产生亲切感。

对温思罗普本人来说,他所在意的,留给美国的遗产,是山巅之城。他个人的声名如何,是否被公认为国父,倒是无所谓。温思罗普所开启的传统,其核心就是对传统权威的批判和挑战,其理想是建构一个更合理、更有道德的政治制度,以及一种更公平、更公正的社会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必然会弱化伟人的作用和地位。

在新制度中,民众不需要什么救星,不容忍独裁者。其为国父者,不过是创建和维护这一核心价值的人而已。美国国父众多,但所有这些国父想必都明白一个道理: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一个两个国父,而是万千民众,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不是独夫的舞台,而是民众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