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黎元洪为何被孙中山称为“民国第一伟人”？人们对黎元洪的评价历来负面居多，他在民初政治舞台上似乎并不显赫。黎元洪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懦弱无能、柔暗傀儡、像个小丑，这实际上是把黎平面化、简单化了。其实，孙中山曾称黎为“民国第一伟人”，章太炎赞其“功比孙黄”，黎元洪十余年间曾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这个纪录在中国尚无人打破。
在民初那个极其复杂的政治舞台上，黎元洪能吃得开，说明他绝非平庸之辈，更非木偶一个，他在为人、城府、谋略等诸多方面是有几把刷子的。
武昌起义爆发得太突然，起义领导人地位低下，纵是“首义三武”（孙武、张振武、蒋翊武），也难以领袖群伦，而久负盛望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又不在武昌，一时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为了稳定局势，扩大影响，起义领导人决定把在武汉军民中素有威望，虽然在起义的当晚亲手杀害两个革命士兵的黎元洪请出来做都督。
“黎菩萨”请是被请出来了，但是在自认有功的“首义三武”眼里，这个本来与革命八竿子打不着，却身居高位的黎元洪是个投机者，他们根本瞧不起这个逼出来的都督，彼此间抵牾不断就在所难免。
当革命党人拥戴黎元洪为都督而黎坚决不就时，张振武曾主张杀了这个前清军旅长以壮声威。
矛盾还不止于此。北洋军攻陷汉阳，都督府召开军事会议，有人建议放弃武昌，东取南京，黎元洪表示赞同。张振武拔刀怒骂：“有敢言退出武昌者斩！”黎大都督只好说愿与武昌共存亡，其实是句假话。几天后，北洋军炮轰都督府，黎元洪赶忙逃跑到葛店，张振武主张弃黎而另选贤能，这又像是打了黎一记闷棍。
这些矛盾就像仇恨的种子一粒粒种在黎的心里。但是，当时“三武”掌握着湖北实际的军权，黎元洪有职无权，奈何不得这些眼中钉。黎元洪就采取分化的办法，让“三武”分裂对立，成三足鼎立之势。然后借革命党人的内讧“群英会”事件免去“三武”的军职，改任都督府顾问，一步步将权力抓到自己的手里。然而，“三武”毕竟是具很高声望的首义领导人，其影响力仍在。尤其是张振武虽被解除军权，手里仍掌握着将校团这样一支武装，时时刻刻威胁着黎的权力。
这时袁世凯为了拉拢黎元洪，派参谋次长陈宦给黎元洪出了一个主意：“‘三武’一日不离开武昌，则副总统一日无权。这些人都是卒伍下吏出身，若由大总统将他们召到北京，授以高官厚禄，不会不去。这样副总统则无后顾之忧矣。”这主意真是说到黎元洪的心坎上了。有袁世凯帮助搞调虎离山，让自己独占湖北，他巴不得呢。
1912年5月，“三武”先后奉召北上，被袁世凯授予总统府军事顾问之职。张振武对这种无兵无权的虚衔很是不满，要求袁世凯授予有实权的职位，袁世凯就委任他做蒙古屯垦使，但又不给实际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张振武气愤不过，挂印而去，跑回湖北向黎元洪索款，准备招兵买马赴蒙古镇抚。这一举动令黎元洪坐卧不安，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一个借刀杀人的密谋出笼了。
不久，袁世凯连发三封急电，邀请张振武赴京共商国是。黎元洪也力劝张振武入京去跟袁大总统谈谈，并赠予路费四千元。8月8日，张振武带上将校团团长方维等人抵达北京。
8月13日，黎元洪给袁发密电，请求袁“将张振武立予正法”。袁世凯收到密电后，回电询问是不是黎元洪本人之意，黎元洪确认并派秘书饶汉祥等人入京面见袁世凯，告知武汉方面已布置严密，万无一失。15日晨，袁世凯签发命令，命段祺瑞副署将张振武、方维捕杀，制造了民国第一冤案。这其中的主谋是黎元洪，使用的手段是借刀杀人。
黎元洪杀蒋翊武用的也是借刀杀人。蒋翊武也是一个瞧不起黎的人，彼此成见颇深。“群英会”暴动，黎元洪解除了蒋翊武的军权，加剧了两人的矛盾。但蒋翊武不像张振武手里握有武装，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在政治上一度十分消沉。
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不顾一切发动“二次革命”，蒋翊武返回湖南参加“二次革命”。但“二次革命”很快被袁世凯粉碎，袁世凯到处通缉捉拿革命党，孙中山、黄兴等人逃难日本，蒋翊武却没有出逃，而是潜入广西，被当地巡防营抓住。黎元洪在得知蒋翊武被捕后，随即致电袁世凯，要求“迅诛”，免得留下后患。袁世凯便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将蒋翊武“就地枪决”。可怜这个首义元勋，最终没有逃得出黎元洪的报复。
比较而言，“三武”之一的孙武没有被黎元洪杀掉，只是因为倍感孤立的孙武倒向了黎元洪。对孙武这样一个马前卒，黎元洪尽弃前嫌，舍不得杀他了。
黎元洪是一极其能忍辱负重的人，甚至到了坚忍的程度，非常人可以忍受。
经过黎元洪的苦心经营，湖北革命党势力被分化排挤，日趋衰落，黎在湖北这个地盘上坐稳下来，并呈做大做强之势，这引起了袁世凯的担忧。
因此，袁世凯想方设法要削弱、控制黎元洪。为此，袁想出了一个调虎离山的办法，把黎元洪调入京城，解除其兵权，然后安插自己的亲信去控制武汉重地。如此，黎元洪落入袁的口袋，就失去可以作为的地盘，将强龙缚于浅水，令无所作为，无以威胁。因此，在黎元洪当选为民国正式副总统之后，袁世凯先后四次邀请黎元洪进京，表面上是要求黎进京履行副总统职责，实际上是将黎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黎元洪自然知道离开自己的地盘投入袁世凯的势力范围，无异于虎落平川，任袁摆布。故而，对于袁的调虎离山之计（这一招他曾用在“首义三武”身上）心知肚明，但又不敢断然拒绝，只好采用“拖字诀”，死活不愿挪窝。
黎在湖北的存在始终是袁的一块心病。得到儿子袁克定的献计，袁世凯决定让陆军总长段祺瑞去“请”黎元洪入京，这比自己出面要好得多。1912年12月8日，段祺瑞到达武昌，单刀直入地告诉黎元洪南行的目的：一是与黎商议整顿湖北军队，一是受大总统特派，邀请黎入京商议要事。黎元洪知道段祺瑞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说自己想留在武昌协助整理军队，然后再进京。做事利索的段祺瑞哪里给黎这样的机会，半请半押地把黎元洪给弄到北京去了。
黎元洪本来打算去北京应付一下袁就回来继续当他的都督，所以把湖北的军权交由参谋长去管理。可是他刚刚过河，后面的桥就被袁世凯给拆了，黎刚走，袁就下达命令，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湖北都督。两个月后，等段祺瑞把湖北的军队裁编好了，袁世凯就派北洋将领段芝贵担任湖北都督，把黎元洪的老窝给彻底端了。
虽然“遥望汉江，不禁泪下”，黎元洪还是忍辱负重，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深居简出，不问政治。从1912年12月到1915年10月，黎元洪在南海瀛台被“软禁”了近三年。但他的忍辱负重却换来了好时光，当上中华民国总统。虽然时间短暂，但如果黎要与袁世凯搞个鱼死网破的话，等待他的估计只有死路一条。
黎元洪看起来一副糊涂相，其实他也堪称大事不糊涂，能够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正确的判断，为他在政治上吃得开铺就了宽阔的道路。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过程中，作为袁世凯的政治盟友，黎坚决地站在了反对的立场。
袁世凯做了大总统后，在种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还想做皇帝。据黎元洪之子黎重光回忆，袁曾就此事试探过黎元洪的态度：“近来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黎女嫁袁第九子袁克久），你看怎么样？”黎元洪正色回答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能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
从这句颇有含量的话语看得出，黎元洪虽然在政治上依附于袁世凯，以确保自己的地位，但是，涉及改变国体政体的大事，黎元洪丝毫不含糊，讲得入情入理，铿锵有力，让人不容辩驳。
袁世凯伪造民意，先是拉起一个复辟帝制的班子“筹安会”，打着研究“君宪”的旗子为其称帝张目鼓吹，那些被袁世凯雇用的政客文人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纷纷拥戴袁世凯复辟，组成“公民团”向参政院递交更改国体的请愿书。
当时黎元洪兼任参政院院长，对于自己的政治依附者，以及如此“强大”的民意支持行为，黎是要表态的，可是黎又不敢公然得罪袁世凯。黎元洪就以退为进，提出辞去副总统、参政院院长等职，貌似想回原籍休养，实是消极抵制，袁当然不会放虎归山。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貌似推却不了国民的盛情，接受民众拥戴，准备于1916年元旦登基做皇帝，并决定登基之前册封有功之臣。袁册封的第一个王竟是黎元洪——“武义亲王”。
但是令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黎元洪拒绝领受，还公开发表声明说，“武昌起义，全国风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元洪一人，受此王位，内无以对先烈，上无以誓神明。愿为编氓，终此余岁”。
黎元洪一直是袁世凯的道具和棋子，这一回，一向唯唯诺诺的“泥菩萨”不再言听计从，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之下，竟然敢以死相抗，不仅令袁世凯对其刮目相看，也令其他政治势力刮目相看。这为他拓展政治舞台，赢得了不少的“加分”。果然，袁世凯死后，黎元洪被扶正，这其中固然有多重原因，但不能不说与黎元洪在关键时候与袁世凯划清界限，站在民主共和这边有关。
黎元洪不只有一面，而是多面人生，这个风云人物的多面性映照出历史的多面性，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其实也是历史的复杂性。这也算是“环境造就人”之一显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