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伟人”黎元洪

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黎元洪为何被孙中山称为“民国第一伟人”?人们对黎元洪的评价历来负面居多,他在民初政治舞台上似乎并不显赫。黎元洪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懦弱无能、柔暗傀儡、像个小丑,这实际上是把黎平面化、简单化了。其实,孙中山曾称黎为“民国第一伟人”,章太炎赞其“功比孙黄”,黎元洪十余年间曾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这个纪录在中国尚无人打破。

在民初那个极其复杂的政治舞台上,黎元洪能吃得开,说明他绝非平庸之辈,更非木偶一个,他在为人、城府、谋略等诸多方面是有几把刷子的。

武昌起义爆发得太突然,起义领导人地位低下,纵是“首义三武”(孙武、张振武、蒋翊武),也难以领袖群伦,而久负盛望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又不在武昌,一时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为了稳定局势,扩大影响,起义领导人决定把在武汉军民中素有威望,虽然在起义的当晚亲手杀害两个革命士兵的黎元洪请出来做都督。

“黎菩萨”请是被请出来了,但是在自认有功的“首义三武”眼里,这个本来与革命八竿子打不着,却身居高位的黎元洪是个投机者,他们根本瞧不起这个逼出来的都督,彼此间抵牾不断就在所难免。

当革命党人拥戴黎元洪为都督而黎坚决不就时,张振武曾主张杀了这个前清军旅长以壮声威。

矛盾还不止于此。北洋军攻陷汉阳,都督府召开军事会议,有人建议放弃武昌,东取南京,黎元洪表示赞同。张振武拔刀怒骂:“有敢言退出武昌者斩!”黎大都督只好说愿与武昌共存亡,其实是句假话。几天后,北洋军炮轰都督府,黎元洪赶忙逃跑到葛店,张振武主张弃黎而另选贤能,这又像是打了黎一记闷棍。

这些矛盾就像仇恨的种子一粒粒种在黎的心里。但是,当时“三武”掌握着湖北实际的军权,黎元洪有职无权,奈何不得这些眼中钉。黎元洪就采取分化的办法,让“三武”分裂对立,成三足鼎立之势。然后借革命党人的内讧“群英会”事件免去“三武”的军职,改任都督府顾问,一步步将权力抓到自己的手里。然而,“三武”毕竟是具很高声望的首义领导人,其影响力仍在。尤其是张振武虽被解除军权,手里仍掌握着将校团这样一支武装,时时刻刻威胁着黎的权力。

这时袁世凯为了拉拢黎元洪,派参谋次长陈宦给黎元洪出了一个主意:“‘三武’一日不离开武昌,则副总统一日无权。这些人都是卒伍下吏出身,若由大总统将他们召到北京,授以高官厚禄,不会不去。这样副总统则无后顾之忧矣。”这主意真是说到黎元洪的心坎上了。有袁世凯帮助搞调虎离山,让自己独占湖北,他巴不得呢。

1912年5月,“三武”先后奉召北上,被袁世凯授予总统府军事顾问之职。张振武对这种无兵无权的虚衔很是不满,要求袁世凯授予有实权的职位,袁世凯就委任他做蒙古屯垦使,但又不给实际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张振武气愤不过,挂印而去,跑回湖北向黎元洪索款,准备招兵买马赴蒙古镇抚。这一举动令黎元洪坐卧不安,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一个借刀杀人的密谋出笼了。

不久,袁世凯连发三封急电,邀请张振武赴京共商国是。黎元洪也力劝张振武入京去跟袁大总统谈谈,并赠予路费四千元。8月8日,张振武带上将校团团长方维等人抵达北京。

8月13日,黎元洪给袁发密电,请求袁“将张振武立予正法”。袁世凯收到密电后,回电询问是不是黎元洪本人之意,黎元洪确认并派秘书饶汉祥等人入京面见袁世凯,告知武汉方面已布置严密,万无一失。15日晨,袁世凯签发命令,命段祺瑞副署将张振武、方维捕杀,制造了民国第一冤案。这其中的主谋是黎元洪,使用的手段是借刀杀人。

黎元洪杀蒋翊武用的也是借刀杀人。蒋翊武也是一个瞧不起黎的人,彼此成见颇深。“群英会”暴动,黎元洪解除了蒋翊武的军权,加剧了两人的矛盾。但蒋翊武不像张振武手里握有武装,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在政治上一度十分消沉。

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不顾一切发动“二次革命”,蒋翊武返回湖南参加“二次革命”。但“二次革命”很快被袁世凯粉碎,袁世凯到处通缉捉拿革命党,孙中山、黄兴等人逃难日本,蒋翊武却没有出逃,而是潜入广西,被当地巡防营抓住。黎元洪在得知蒋翊武被捕后,随即致电袁世凯,要求“迅诛”,免得留下后患。袁世凯便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将蒋翊武“就地枪决”。可怜这个首义元勋,最终没有逃得出黎元洪的报复。

比较而言,“三武”之一的孙武没有被黎元洪杀掉,只是因为倍感孤立的孙武倒向了黎元洪。对孙武这样一个马前卒,黎元洪尽弃前嫌,舍不得杀他了。

黎元洪是一极其能忍辱负重的人,甚至到了坚忍的程度,非常人可以忍受。

经过黎元洪的苦心经营,湖北革命党势力被分化排挤,日趋衰落,黎在湖北这个地盘上坐稳下来,并呈做大做强之势,这引起了袁世凯的担忧。

因此,袁世凯想方设法要削弱、控制黎元洪。为此,袁想出了一个调虎离山的办法,把黎元洪调入京城,解除其兵权,然后安插自己的亲信去控制武汉重地。如此,黎元洪落入袁的口袋,就失去可以作为的地盘,将强龙缚于浅水,令无所作为,无以威胁。因此,在黎元洪当选为民国正式副总统之后,袁世凯先后四次邀请黎元洪进京,表面上是要求黎进京履行副总统职责,实际上是将黎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黎元洪自然知道离开自己的地盘投入袁世凯的势力范围,无异于虎落平川,任袁摆布。故而,对于袁的调虎离山之计(这一招他曾用在“首义三武”身上)心知肚明,但又不敢断然拒绝,只好采用“拖字诀”,死活不愿挪窝。

黎在湖北的存在始终是袁的一块心病。得到儿子袁克定的献计,袁世凯决定让陆军总长段祺瑞去“请”黎元洪入京,这比自己出面要好得多。1912年12月8日,段祺瑞到达武昌,单刀直入地告诉黎元洪南行的目的:一是与黎商议整顿湖北军队,一是受大总统特派,邀请黎入京商议要事。黎元洪知道段祺瑞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说自己想留在武昌协助整理军队,然后再进京。做事利索的段祺瑞哪里给黎这样的机会,半请半押地把黎元洪给弄到北京去了。

黎元洪本来打算去北京应付一下袁就回来继续当他的都督,所以把湖北的军权交由参谋长去管理。可是他刚刚过河,后面的桥就被袁世凯给拆了,黎刚走,袁就下达命令,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湖北都督。两个月后,等段祺瑞把湖北的军队裁编好了,袁世凯就派北洋将领段芝贵担任湖北都督,把黎元洪的老窝给彻底端了。

虽然“遥望汉江,不禁泪下”,黎元洪还是忍辱负重,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深居简出,不问政治。从1912年12月到1915年10月,黎元洪在南海瀛台被“软禁”了近三年。但他的忍辱负重却换来了好时光,当上中华民国总统。虽然时间短暂,但如果黎要与袁世凯搞个鱼死网破的话,等待他的估计只有死路一条。

黎元洪看起来一副糊涂相,其实他也堪称大事不糊涂,能够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正确的判断,为他在政治上吃得开铺就了宽阔的道路。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过程中,作为袁世凯的政治盟友,黎坚决地站在了反对的立场。

袁世凯做了大总统后,在种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还想做皇帝。据黎元洪之子黎重光回忆,袁曾就此事试探过黎元洪的态度:“近来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黎女嫁袁第九子袁克久),你看怎么样?”黎元洪正色回答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能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

从这句颇有含量的话语看得出,黎元洪虽然在政治上依附于袁世凯,以确保自己的地位,但是,涉及改变国体政体的大事,黎元洪丝毫不含糊,讲得入情入理,铿锵有力,让人不容辩驳。

袁世凯伪造民意,先是拉起一个复辟帝制的班子“筹安会”,打着研究“君宪”的旗子为其称帝张目鼓吹,那些被袁世凯雇用的政客文人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纷纷拥戴袁世凯复辟,组成“公民团”向参政院递交更改国体的请愿书。

当时黎元洪兼任参政院院长,对于自己的政治依附者,以及如此“强大”的民意支持行为,黎是要表态的,可是黎又不敢公然得罪袁世凯。黎元洪就以退为进,提出辞去副总统、参政院院长等职,貌似想回原籍休养,实是消极抵制,袁当然不会放虎归山。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貌似推却不了国民的盛情,接受民众拥戴,准备于1916年元旦登基做皇帝,并决定登基之前册封有功之臣。袁册封的第一个王竟是黎元洪——“武义亲王”。

但是令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黎元洪拒绝领受,还公开发表声明说,“武昌起义,全国风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元洪一人,受此王位,内无以对先烈,上无以誓神明。愿为编氓,终此余岁”。

黎元洪一直是袁世凯的道具和棋子,这一回,一向唯唯诺诺的“泥菩萨”不再言听计从,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之下,竟然敢以死相抗,不仅令袁世凯对其刮目相看,也令其他政治势力刮目相看。这为他拓展政治舞台,赢得了不少的“加分”。果然,袁世凯死后,黎元洪被扶正,这其中固然有多重原因,但不能不说与黎元洪在关键时候与袁世凯划清界限,站在民主共和这边有关。

黎元洪不只有一面,而是多面人生,这个风云人物的多面性映照出历史的多面性,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其实也是历史的复杂性。这也算是“环境造就人”之一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