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时代,雅典文化走向繁荣的原因: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进入古典时代,各个城邦相继建立起独特的文化,这其中尤以雅典最为杰出。那个时代的雅典,在文化上笑傲爱琴海,涌现出了一大批哲学家、文学家、雕刻家等,他们的思想和成就,奠定了后来欧洲文明的基础。

当然,雅典的文化大发展,并非是一个历史偶然,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推动因素,具体来说,雅典文化走向繁荣,依靠的是特殊的经济基础和优越的政治条件。

特殊的经济基础

发达的文化与繁荣的经济总是相生相伴的,雅典文化的繁荣,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发达的商品经济。

希波战争结束后,凭借胜利的优势,雅典人将大量的战俘转变为奴隶,补充进生产活动中,这些外部奴隶的存在,使雅典内部原本的生产矛盾大大缓解,奴隶主与一般城邦公民的利益冲突逐步消解。

雅典城

城邦内部的对立态势解除后,各阶层之间的共同利益增加,商品经济随之迅速发展。再加上雅典地理条件不佳,多山地狭,物产贫瘠,极度需要与外界的物质交换,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又拓展了对外贸易范围。

当时,工商业奴隶主将雅典盛产的橄榄油、葡萄酒、手工艺品等产品销往埃及、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并从那些地方带回大量的奴隶、粮食、牲畜、木材和奢侈品。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曾自豪地表示:“我们的城邦是如此地伟大和强盛,以致于全世界的财富都流入雅典。”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雅典在发展文化时,拥有了三个优势:

物质支持

由于经济发达,社会产品丰富,雅典人早已摆脱了物资匮乏的威胁,城邦居民的生活富庶而安逸,这样一来,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就不再限于吃饱、穿暖,有一个容身之处等低层次的水平,开始向往文化产品,例如戏剧、文学、雕塑、绘画以及哲学。当然,雅典拥有的财富,不仅使得人们产生了对文化的渴望,同时,由于物质产品的丰富,在满足了一般的生存需求后,剩余物质产品也足以支持文化产品的生产。

思想更新

商品经济关系的大发展,深刻影响了雅典人的社会心理:对外贸易不仅需要冒险精神,同时还要有契约精神和公平精神。在交换活动中,交易双方地位平等,且互相尊重,并支持对方的买卖自由,这种经济关系自然培育出一种自由、平等、竞争和积极的社会心态。

伯里克利

雅典人的精神标签,诸如崇尚自由、积极进取、勇敢无畏等,就是在发展商品贸易中逐步形成的,而这些精神正好为希腊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心理基础,以及滔滔不竭的精神动力。

探索欲望

由于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雅典人在地中海上四处游弋,他们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欲望空前提高。未知的世界,不仅包括山川河流、国家民族,还包括思想和精神。很多希腊人越过地中海,到埃及和小亚细亚游历,开拓眼界,学习知识,比如被誉为哲学之父的泰利斯,就是通过在埃及的旅行受到启发,提出了“万物源于水”的本体论思想,揭开了西方哲学的序幕。

雅典人在探索周围世界时,总是保持着怀疑的目光,批判的精神,用理性思维分析看到的人和事,这种思考方式,使得他们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开拓了眼界,同时,也能在别的文明的基础上,创造出极具自我特色的文化产品,诸如哲学理论、文章诗句,以及绘画和雕塑。

综上所述,在古代社会,大多数文明以农业立国,但古希腊,尤其是雅典,因为其特殊的环境和历史,造就了成熟而发达的商品经济,特殊的经济基础不仅提供了文化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而且形成了有利于文化创造的社会心理和精神动力,另外,因商品经济而诞生的探索精神又丰富了雅典人的眼界和知识。这三点优势,保证了雅典人能够发展出极为强势的文化。

优越的政治条件

雅典文化的繁荣时刻,正好与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期重合,这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古典时代,雅典的政治制度是古希腊社会化程度最高、设计最完善的民主政治。这种制度产生了公开、自由的风气与精神,而这两点正是学术自由的保证,而学术自由则是文化大繁荣的前提。

苏格拉底

公元前461年,雅典确立了民主政体以后,设立了三个主要权力机构: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这三个机构全都由公民按照民主原则进行运作,比如,按照雅典的法律,公民大会有选举、监督、罢免一切公职人员的权力,所以任何担任公职的个人都不得不考虑城邦人心的向背,不得不尊重民意。

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决定了每个公民对政治的关心,每个城邦内的公民,都会把城邦的利益看成自己切身利益,所以在面对任何决策时,积极贡献自己的才智,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去捍卫城邦。

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是当时的雅典城大力提倡的行为,伯里克利在演讲中曾说:

“我们和其它城邦的不同在于——我们认为那些不过问公共生活的人,并非天性淡泊之人,而是无用之人”。

索福克勒斯

在积极参与城邦事务的气氛中,所有雅典公民的主动性被调动了起来,再加上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人们的文化创造力很自然地爆发了。

在思想自由的环境中,雅典人可以开展各种学术活动,诸如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文学、史学等学科快速发展。不少有识之士著书立说,开门立派,到处宣传自己的政治和学术主张。雅典城内各种学派并存,不同思想自由交锋碰撞,真知灼见层出不穷。

这种民主制度造就的宽松环境,不断吸引希腊及世界各地的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前来,使得雅典成为了文化交流的中心。

哲学家苏格拉底,智者学派的普罗泰格拉、高尔吉亚;古希腊伟大的三大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欧底庇德斯;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建筑大师卡利克拉特、雕刻家米隆、壁画家波利格诺托斯等人,全都云集雅典,使得阿提卡的这座山城众星闪耀,光照爱琴海。

希罗多德

在雅典,哲学家可以无所顾忌地思考,针对现实和思维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批判;

戏剧家可以自由撰写剧本,组织剧团,用辛辣的词语揶揄时事,讽刺名人,针砭时弊;

诗人们和演讲家们可以在群众中朗诵对城邦的赞美之词,也可以慷慨陈词,表达对城邦的不满;

史学家可以秉笔直书,陈述城邦的是是非非,总结历史经验。

雅典政府不仅支持丰富的文化生活,同时十分尊重人才,凡对社会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都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尊重,给予崇高的社会地位,使其得到应有的赞誉。

实事求是地说,虽然雅典的民主政治有时会走向极端,被善于蛊惑人心的阴谋家操纵公民大会,作出一些错误的决定,但仅从文化繁荣的角度看,雅典的政治制度对文化的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雅典公民的总体文化素质和水平较高,这既是雅典文化繁荣的成果,同时也是其政治制度的功劳。

雅典的文化繁荣

特殊的经济基础以及优越的政治条件,是古典时代雅典文化达到繁荣的最主要原因。在那个时代,雅典物阜民丰,政通人和,每个雅典公民都自信而豁达,宽松的环境吸引了大量优秀的希腊人。

物质上的丰沛、思想上的开放、强烈的探索精神、民主的政体、自由的环境,使得雅典人把哲学、文学、史学、艺术发展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雅典文化上的大繁荣,甚至影响到了一千多年后,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为了缅怀和复活雅典的黄金时代,只不过雅典的文化成就一骑绝尘,后人终究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