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夫妇联合创办的生物医药公司诺诚健华，在港交所上市（股票代码：9969）。
据诺诚健华官网消息，诺诚健华于2015年在开曼群岛注册，2016 年在中国开始研发，是一家处于临床阶段的生物医药公司，致力于发现、研发及商业化用于治疗癌症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药物。
说到施一公，其实是一个带有很多标签的传奇人物。
早年，施一公是一个典型的应试教育学霸，一直在勤勤恳恳读书。
因为综合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再加上1984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河南赛区第一名的荣誉，施一公被直接保送进了清华大学。大学期间他继续走学霸路线，综合成绩全班第一，提前一年毕业。
但大学毕业的施一公并不打算从事科学研究，在一次演讲中，他称当时：
“一心一意想下海经商”
这或许也是他后来创业、变身资本家的一个伏笔。
事与愿违，一心想从商的施一公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并于1995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
1998年到2008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职期间，施一公历任职位有：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终身教授、Warner-Lambert/Parke-Davis讲席教授，妥妥的学术大佬。
2008年，施一公博士宣布放弃1000万美元的科研资助，并辞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的职位回国。
归国后，施一公在清华大学先后担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副校长等职位，并组建了生命科学研究团队。
其实关于施一公回国的故事，网络上也流传着好几个版本的故事。
2011年时《财经》记者曾报道称，施一公评选院士落榜，是因为“当初申报院士的时侯，还没有证明己从美国获得取消美国国籍的证明”。
对此，知乎网友评论称“可以看出施教授是个谨慎的人，没有确定更大的好处，不会放弃已有的好处”，认为他是在申请院士评选时才火速换国籍。
而这也和当初施一公“放弃美国国籍回来建设祖国的科学家”的人设相悖。
当然，还有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说法称，归国后的施一公一直忙于研究，每天十几个小时扎在实验室，才没有顾及到更换国籍一事。
“更换国籍争议”是个不愉快的插曲，但要肯定的是，作为国际知名的生物学家，施一公的回国确实带动了国内生物系的发展。
知乎上号称“清华内部人士”的某网友称，“施一公之所以牛，不仅仅在于其自己牛，而在于他的到来撑起了清华生物系的大半边天，带来了项目、资源、人才、人脉，使清华生物系由原先的国内二流水准，在某个具体领域一跃成为世界级研究机构。”
2017年，施一公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奖金高达100万美元，表彰他在解析真核信使RNA剪接体这一关键复合物的结构，揭示活性部位及分子层面机理的重大贡献。
如何看待“教授、院士成富豪”现象？社会上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这是“知识创造财富”的成功案例，值得鼓励；反对者则认为，教授、院士就应该潜心科研与教学，不该“不务正业”。
回顾历史就不难发现，“院士富豪”、“教授富豪”是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科研活动，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技术开发，绝大部分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校，与实际生产严重脱节。为解决“科研、经济两张皮”现象，国家开展了大刀阔斧的科研体制改革，鼓励从事应用技术开发、有志于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教授走出高墙大院，或深入企业，或自办公司，为经济建设服务。
吴以岭、柳传志、陆致成等作为其中的佼佼者，用自己掌握的技术研发新产品，历经艰辛，既创造了可观的社会财富，也提高了我国产业的竞争力，为打造民族品牌做出了卓越贡献。随着他们创办的企业成功上市，这批科研人员“身价倍增”，自然在情理之中。
从现实的角度看，“院士富豪”、“教授富豪”的增加，对于改善我国的企业家生态，引导健康的社会心态，不无裨益。翻看名号不一的“富豪榜”就不难发现，此前榜上有名的富豪，多为地产商、娱乐明星等。其中许多人晒豪比阔的生活做派，不仅损害了“成功人士”的正面形象，助长了社会的不良风气，而且误导了广大青少年。
反观袁隆平、柳传志、吴以岭等科技型富豪，或者不改本色、视富贵如浮云，或者急公好义、扶助后起的创新创业者，或者继续潜心研发、做强做大、奋斗不止……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树立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和“富而仁”的成功样板，必将激励更多年轻人用知识创造财富、靠创新创造价值。
当然，说“院士富豪”、“教授富豪”是个好现象，并不是鼓励所有的科研人员和教授都去创业当老板。毕竟人有短长、业有专攻，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从事基础研究的似乎不宜“这山望着那山高”，擅长教学的也大可不必见异思迁。此外，谁也没有三头六臂，如果时间没那么富余、精力没那么充沛，还是安安心心做好、做精本行为好；自不量力地沽名钓誉，于己于人并非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