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秘方治癌案”反思中国癌症的过度医疗

所谓“偏方救治数百癌症患者”的说法是个“乌龙”

一方面,“男子用秘方救治数百癌症病人”并无依据

在此案中,倪海清个人服用自己的草药后“肾癌由晚期转为良性”,是其最大卖点。而倪的律师更认为“法院的判决等于证明了倪海清的中草药片剂不仅无害且有效地治疗了自己的癌症,但同时又认定倪海清的中草药片剂是假药,一审判决其生产、销售假药罪成立。这本身就自相矛盾。”

但倪海清的病例和律师口中的悖论其实都无依据: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由于倪曾拒绝医生要求,没有进行活检取得病理学诊断,所以他并不是“确诊”的肾癌患者。实际上,他的病可能只是相关指标类似癌症的“假性癌症”。另外,法院的判决只是基于倪海清的身体状态好转这一现实,并没有对好转的原因做判断,所谓“判决证实有疗效”,只不过是律师的一面之词。

再看倪海清口中救治的“数百人”,更是无从证明与他的草药有关。癌症虽是绝症,但发病到死亡的病程因人而异的,有长有短。即便在我国癌症生存率相对较低的情况下,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也超过了30%,上海等地区的五年生存率更是超过35%。而相比倪海清“治疗”过的人数,仅百人“有效”,生存率远不到一成。

另一方面,在不确定的“疗效”后却有“自称祖传包治百病却添加西药”等常见骗法

倪海清曾这样宣传他的草药:“不管肿瘤生长在人体的任何部位、或手术后复发扩散转移的,多年临床用药,都是同一个配方,治愈了许多肿瘤生长在不同部位的晚期病人……”

通过中国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肿瘤内服中草药片剂及制备方法”还可以发现,肿瘤内服中草药片剂的原料包括僵蚕和急性子,而这两种草药成分是具有毒性的。此外,早前由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所出具的报告书还显示,倪海清特效药里检出了“醋酸泼尼松”——这种肾上腺皮质激素,是有止痛作用的西药成分,长期过量使用会导致免疫力下降,加重癌症病情。倪海清也承认,加入这种成分,能够起到止痛的效果。

以个人经历“现身说法”;号称是“祖传秘方”(其实只是1996年得到的痔疮偏方);不顾各脏器的机理不同,宣称能包治任何种类的癌症;所用草药成分有毒性,还违规添加具有止痛作用的激素类处方药。将这些细节拼凑起来对比,可以发现倪海清的“秘方草药”其实和普通骗术大同小异。

倪海清的“秘方”违背常识且纰漏多多,为何还有市场?

在本案中,官方认证的“专利”获得了不少患者的信任

所谓的药方拥有专利和倪海清的“海清中草药肿瘤研究所”的名号是本案与其它一些“保健抗癌神药”的一个区别,这些名号使得他更易获得信任。

但是,专利保护其实与疗效并无关系,发明专利的授权,绝不代表它可以作为药品审批上市。发明专利只需审查新颖性和创造性,并不考察临床效果,也不考察副作用。它只提供一种保护:使得他人不可以在未授权的情况下拿专利牟利,仅此而已。

面对绝症时“乞求奇迹发生”是患者的常见心理特点,倪海清藉此趁虚而入

面对癌症这种打击,临终病人心理和行为都会发生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患者临终的心理状态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其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否认、愤怒、乞求、抑郁和接纳。

特别是在乞求阶段,这个时期,病人存有发生奇迹治疗的幻想,会提出种种要求,努力配合各类治疗,以期盼延长寿命。对晚期癌症病人,现代医学走投无路,常视任何民间偏方为救命稻草,这种心情不难体会。但倪海清这类人利用患者的这种心态特点,以没有安全保证的药物借机敛财生财,绝非“正义”。

苛求患者理智不现实,对绝症的过度医疗是全球通病

美国每年总医疗费的10%都花费在临终过度医疗上,高达2500亿美元

根据加拿大卑诗省癌症研究中心(BC cancer agency)的约瑟夫·康纳斯的研究,在1950-2000年50年里癌症治疗并没有什么进展,死于癌症的人的比例只是从0.19%降到了0.18%,这种微弱下降还可能是得益于吸烟人数的减少。相比于现代医学无能为力的残酷事实,患者往往更愿意相信奇迹会发生,从而投入金钱和精力。

根据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健康政策和成果中心主任提供的数据,在美国,每年大约有1/10的钱花在了未能治愈的病人身上,即相当于每年2500亿美元。而在有医疗保险的病人中,这个比例更高达1/4。

当然,除患者外,这其中也有医生们的因素。问题在于,即使医生本人并不想进行“无效治疗”,却因为有制度和法律约束而去做。在一些不幸的例子中,有医生用“有治疗,就有进账”的思路去做他们能做的事,为了钱而不择手段。而在更多的例子中,医生们只是单纯出于害怕被诉讼和被患者以及家属的追责,而不得不进行各项治疗。

对癌症的用药和治疗手段代价极高。而且在中国,肿瘤患者接受化疗已十分普遍,有的家庭尽力购买高价药延长患者寿命。但这在许多医务人员看来,相当部分治疗无必要,占用了医疗资源。业内对此有句俗话:“人生一半的医疗费用都花在最后半年”。一家三甲医院人士更直言,传统中国人的孝道观,也导致患者被过度医疗。

让患者远离骗局和过度医疗的最好办法是提供更优选择

当医生患上癌症时,正视癌症,避免过度治疗的态度值得参考

与常识相反的是,面对丰富的资源,专业人士面对癌症相反却接受最少的治疗:同其他大多数人相比,医生们确切地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知道他们面临的选择是什么,而且他们通常有能力得到任何他们希望得到的医疗帮助。然而,他们却倾向于选择以一种安详而优雅的方式离开。和其他人一样,医生也不愿意死去。不过他们通常会告诉家人当代医学的力所不及之处。

约瑟夫·J·加洛(Joseph J. Gallo)等人在2003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探讨了医生们在做出人生最后一刻的抉择时会怎么做。在接受调查的765位医生中,有64%的医生已经事先准备了一份指引,详细列出在他们病入膏肓时,可以采取哪些医疗手段来挽救他们的生命,哪些措施不能用。而相比之下,普通大众中只有20%的人有这样的准备。

为何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差距会如此之大?心肺复苏术这个例子就能说明些许问题。苏珊·代姆(Susan Diem)等人进行过一项关于心肺复苏术的电视形象的研究。他们发现,在出现了实施心肺复苏术情节的电视节目中,75%的手术是成功的,67%的患者病愈回家了。而现实生活中,2010年一项研究在调查了超过9.5万例的心肺复苏手术后得出结论,只有8%的患者存活时间超过了一个月。其中,只有大约3%的患者最终恢复了基本正常的生活。可见,患者平时接受到的信息误导有多严重。

纠正对癌症治疗的错误观念,很多时候,求生不等于“试错”

绝症患者常遇过度医疗,但绝症患者也许应该考虑这样一种可能,即求生不等于“试错”。特丽萨·布朗(Theresa Brown)《关键护理:护士面对的生活,死亡和人生》一书的作者这样评论到:“我不认同对重症病人描绘美好的治疗前景是正确的做法。病人不是上战场,治病过程也不是一场战争。病人需要的是细心体贴的照料,我们的所谓积极治疗看上去更像是战场带给病人无尽痛苦的机关枪。”

这些不能治愈的患者应得到进一步的姑息性治疗和合理的医疗照顾,但由于人们传统观念对癌症和死亡存在偏见,致使大量晚期癌症患者得不到合理的治疗和妥善的安置,相当多的晚期癌症仍然是无休止地手术、放疗、化疗中。不仅徒费财力,还增加了病人的痛苦;也有部分晚期肿瘤病人不治疗或轻信广告和他人,自己买“药”吃,结果更造成了病人极大的身心痛苦、经济损失。倪海清一案中就是如此,他的草药不但成为了笃信“秘方”患者的寄托,还添加了止痛的处方西药成分,其实就是在售卖一种能止痛的安慰剂。

系统的姑息治疗可让患者有所寄托而非错信秘方,这点上中国还有长路要走

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姑息医学定义为:通过早期识别、积极评估、控制疼痛和治疗其他痛苦症状,包括躯体、社会心理和宗教的(心灵的)困扰,来预防和缓解身心痛苦,从而改善面临威胁生命疾病的病人及其亲人的生命质量。姑息治疗的延伸和终极形式是临终关怀(Hospice),指的是对生存时间有限(6个月或更少)的患者进行适当的医院或家庭的医疗及护理,以减轻其症状、延缓疾病发展、排解心理问题和精神烦恐,使病人内心宁静地面对死亡的医疗护理。

可见,临终关怀和过度医疗相比,更注重为病人提供舒适和尊严感,让他们能安然度过最后的日子。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发现,生活在临终护理所的终末期病人比患有同样疾病但积极寻求治疗的病人活得更久。

近期一项来自苏格兰的研究还显示,只有29%的死亡病例在临终前接受了姑息治疗。这表明,只有小部分人可以获得姑息治疗的机会并从中获益。现在,单单美国就有3200间临终关怀机构,服务于90万名病人;在我国大约只有100多家临终关怀机构,而相比巨大的人口基数这显然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