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纳粹到被迫参与杀戮,最先揭露大屠杀真相的党卫队军官格斯坦

在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行大屠杀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个情况非常复杂的“双面人”,最初,他因为反对纳粹被两次关进监狱,而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为党卫队二级突击中队长(中尉),并且被裹挟进入具体执行屠杀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关键部门,面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暴行,他最先勇敢的向外界揭露了大屠杀的真相,到最后不堪忍受战犯的罪名自杀身亡,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库尔特·格斯坦。

库尔特·格斯坦1905年8月出生于德国明斯特一个法官家庭,他爹是一个老牌普鲁士退役军官,同时也是一个顽固的种族主义者,在家中说一不二异常霸道,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年少的格斯坦便养成了阳奉阴违、面从腹诽的个性,用表面的微笑谄媚掩饰内心的愤怒不满,这也是他在后来的经历中逢凶化吉、左右逢源的绝招。

格斯坦家庭照。

1925年格斯坦进入大学,在学校里他加入了德国基督教学生协会,虔诚的信奉基督教,后来还成为协会的负责人之一,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一名采矿工程师。格斯坦和当时大多数德国人一样,深深地为丧权辱国的凡尔赛条约感到耻辱,所以很自然的被纳粹的极端民族主义理论所吸引,1933年他加入了冲锋队,随后各种青年教会团体被希特勒青年团全盘接管,格斯坦顺理成章的领到了一张纳粹党证。

但是,格斯坦逐步发现,纳粹歇斯底里宣扬的极端主义与自己信奉的宗教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为了维持信仰,他开始反对纳粹。1935年初,他在剧院观看戏剧《维特金》时,被剧中的反基督教内容所激怒,他站起来大声抗议驳斥,结果是招来周围铁杆纳粹分子的一顿暴打。

这件事并没有吓唬住格斯坦,反而激起了他反纳粹的斗志,他私下里印刷了反纳粹的传单到处散发,这些行为很快引来盖世太保的注意,1936年9月4日,他在散发传单时被盖世太保逮捕。

他被“保护性拘留”了五周,他爹到处托关系才把他捞出来,但他被开除了党籍,也丢掉了饭碗。1938年7月他再次被捕,罪名是勾结保皇派余孽,这次他被关押了六周,没有受到指控就释放了,但他失去了工作和社会地位,成为德国人眼中的“坏分子”,为了生存下去继续抗争,格斯坦使出了阳奉阴违的杀手锏,他向纳粹的许多部门寄出一封一封内容肉麻的“悔过书”,表示要为“元首的事业奋斗终身”等等,别说,这一套还挺管用,在加上他父亲一些有权势的党卫队朋友帮助,1939年6月格斯坦又获得了纳粹临时党员的资格。

通过这一系列事情,格斯坦明白了,单枪匹马与纳粹对抗绝不会有好结果,他开始改变策略,主动与纳粹靠拢,意在打入纳粹内部,“从内部了解事态”,他一位表妹的去世,更加强了他要打入党卫队内部的决心。他这位表妹患有残疾,一直在一家疗养院康复治疗,纳粹德国在1939年实施杀害残疾人、精神病人和遗传病患者的T-4计划,将这些医院、疗养院和养老院的病床和医护人员腾出来安排伤兵,格斯坦的表妹就是受害者之一。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格斯坦高度怀疑他的表妹死于谋杀,他下定决心深入党卫队T-4计划内部了解真相,然而,他没有料到,他的这个决定让他身不由己的被裹挟进了大屠杀执行机构的核心圈子。

刚加入党卫队的格斯坦。

1941年,格斯坦通过关系顺利的加入了党卫队,被送到奥宁堡的党卫队训练学校培训,由于进修过医科专业,他被分配到卫生队,在这里,他的天赋得到充分的发挥,尽管平时有些吊儿郎当,可他曾在很短的时间里设计出前线需要的消毒、净水等设备,被上级评价为“一个在卫生健康领域有天份的人”,可能就是给上司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后来他果真被分配到“卫生部门”,但这个部门不是治病救人,而是刚好相反。

杀人的毒药。

他被分配到“莱因哈德行动”,这个机构是纳粹在二战初期针对犹太人进行有计划屠杀的执行部门,他的上司就是著名的刽子手格洛勃奇尼克和维尔特(关于这两人的资料请看我2019年3月27日和4月24日的文章)。他的任务就是协助刽子手们解决在集中营用毒气杀人过程中的“技术问题”,说白了就是要研究用更有效的毒气替代现有的汽车尾气来进行屠杀,这份工作让格斯坦不寒而栗,但身在狼窝要做一只绵羊显然只有被吃掉的结果,格斯坦身不由己的参与了大屠杀的过程,他的主要工作是从德国Degesch化学品公司采购剧毒农药氢氰酸,并安排运输到波兰奥斯维辛。

电影里的格斯坦。

至于这些剧毒药物的用处,上司没有告诉他,但格斯坦已经估计到是用于杀人,1942年8月17日,他亲眼目睹了大屠杀的内幕,印证了自己的猜测。这一天他被指派到波兰贝尔泽格集中营进行现场考察,他完整的了解了犹太人被列车拉到灭绝营、赶进毒气室直至最后用焚尸炉火化的全部过程,第二天在特雷布林卡同样的经历又重演了一遍,看着犹太人留下堆积如山的行李衣物和尸体,格斯坦几乎崩溃,后来他痛苦的在报告里写道:“车站上站满了人,他们白衣遮体,足有5000人,还有1500具尸体躺在车皮里。一个小姑娘在哭泣,因为她的珊瑚项链在下车时挤丢了,后来一个小男孩帮她找到了项链,捡起来递给了她,小姑娘高兴极了。再接下来,这些人被赶到走廊上,走廊通往毒气室,那些狭小简陋像货棚一样的毒气室,每间都要挤进七八百人。”

格斯坦决定向外界揭露大屠杀的真相,几天后,在返回柏林的火车上,他偶遇了瑞典驻柏林的外交官戈兰·冯·奥特尔,他把自己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了这位外交官,希望他能将这个消息向外界发布,利用国际社会的力量来阻止纳粹的种族灭绝行动。

冯·奥特尔也确实将这个消息转达给了瑞典外交部,然而这条信息就到此为止了,瑞典方面并没把它传递给其他国家,格斯坦冒着生命危险透露出的重要消息,就这样泥牛入海无声无息了。

格斯坦没有气馁,他继续寻找传递消息的渠道,他想到了自己非常信赖的教会,于是他偷偷的拜访梵蒂冈教皇驻柏林的代表,把发生在集中营的可怕事情全告诉了他,然而结果令人失望,“他一点反应都没有,简直是对牛弹琴。最后对我说:请你出去!”罗马教廷在二战中对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一直装聋作哑,格斯坦找错了地方。

此后格斯坦还与瑞士公使馆、宗教人士甚至荷兰抵抗运动进行过接触,但都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人们对他讲述的事情普遍持怀疑态度,认为这种有计划、有规模流水线似的大屠杀简直是天方夜谭。从1942年到1945年,格斯坦一直在揭露集中营里发生的惨绝人寰的暴行,但是,他的声音微乎其微,基本上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1945年4月22日,也就是纳粹德国投降前半个月,格斯坦主动向占领雷特林根镇的法国军队投降,他向法军指挥官讲述了关于大屠杀的一切,法国方面非常重视,安排他住进一家旅馆写出详细的材料,格斯坦在这里分别用法语和德语写下了两份有关集中营大屠杀的报告,这份报告后来成为纽伦堡法庭审判大屠杀战犯的重要证据。

然而祸起萧墙,正是他的报告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法国人认为他就是大屠杀的凶手之一,无论格斯坦如何辩解均无济于事,他被法国方面以战犯的身份投进了切尔切米迪军事监狱。1945年7月25日,格斯坦在狱中上吊自杀,他在监狱里都经历和思考了些什么,为何会自杀?是含冤而死,还是无法抚慰自己的灵魂?现在已无从考证,这位反对纳粹、揭露大屠杀真相的斗士,就这样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人们并没有忘记格斯坦,2002年,法国、德国和罗马尼亚合拍,以格斯坦的事迹为蓝本的电影《阿门》(又名《见证人》)上演。

2005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威廉·沃尔曼在他的新书《欧洲中心》里专门用55页的章节讲述格斯坦的故事,题目叫“干净的手”。

小说《辛德勒名单》的作者托马斯·肯利尼以格斯坦的故事创作了一部戏剧,2007年5月在华盛顿的剧院上演。

2010年,美国埃默里大学电影专业的学生制作了一部名为《格斯坦报告》的纪录片,在同年拉斯维加斯国际校园电影节中获得最佳剧情奖。